文：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图：本文未署名图片由中国新闻社提供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3期

责编：牛志男 金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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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该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特发该文，以飨读者。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何为中国”的讨论。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91]。“北狄”是指导致齐桓公第一次尊王攘夷的“白狄”，“南夷”是指楚国。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

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之后的“安史之乱”是藩镇坐大而非民族问题。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却无力统一。面对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强势[92]，宋朝只好自我固化来区分高低，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93]。实则辽、夏、金全都吸收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祭祀。只是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自尊心大受挫伤，才将忽必烈撤出庙外。

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鼎盛时的哲学是“世界主义”。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如塔西佗就称赞日耳曼人民主、尚武、天性纯朴等“优良的风俗习惯”。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如马克西米努斯、菲利普、克劳狄二世。帝国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如盖依纳斯、索尔、巴库里乌斯、埃提乌斯与奥维达，甚至连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罗马名将斯提里科还是汪达尔人。4世纪以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94]。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人也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辉煌历史[95]。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产生这一悲剧。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

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出土的鎏金银龙 图片来源：新华社

位于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发掘现场

结篇

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顾颉刚算一号。1923年，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猛烈抨击三皇五帝，认为上古史是儒家一层层“垒造”而成[96]。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审查一切，谁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他用社会学、考古学方法在古籍间相互对照，“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97]。这个运动发展到极致，就是“夏禹是条虫”。胡适对此大加赞扬，“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顾颉刚

运用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他认为，古代“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98]“疑古论”一出，思想界地动山摇，瓦解了历史，就瓦解了“中国认同”。但顾颉刚不以为意。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方法，才能将腐朽的2000年知识谱系予以再造。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一样，都奋力于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不是顾颉刚，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99]。20世纪初，这些史家们以东方民族的眼光叙述东亚文明的兴衰、民族间的此消彼长与邦国兴亡。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白鸟库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如“汉地十八省”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藏回非中国”论，“中国无国境论”、“清朝非国家论”、“异民族征服乃幸福论”等。这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的前身，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东洋史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只有日本，集合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与南方汉人精致文化的优点，是拯救东亚文明之弊的“文明终点”。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子系统，具有承接中华文明的资格，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100]，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101]。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举例，“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瓯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顾颉刚，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102]！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费孝通。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担心敌人使用“民族”概念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他强调，“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语言团体”[103]，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104]。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105]！

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41年后，顾颉刚去世(1980年)，时年87岁。又过了8年(1988年)，78岁的费孝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他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自在实体。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06]。

又过了5年，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107]。

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不过是在“一个”与“多个”之间找了一种折衷的、弥合的“政治性说法”。但费孝通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无法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108]。

费孝通还对自己晚年的转变解释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那种分裂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最后，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他人的视角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兄弟手足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西洋史。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说汉唐宋本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被清朝断了萌芽。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深入研究中国未能诞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所谓的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国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个商业与律法之上的社会形态。他们没弄清，所谓“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征服，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论法的精神》)[109]。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历史哲学》)[110]。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隋朝大隐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几乎整个将相集团。他身为汉人，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111]。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112]。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113]。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114]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写于晚明的蒙古《黄金史》中说，永乐皇帝是元顺帝的遗腹子，通过靖难之役让明朝皇统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满人入关才结束“元的天命”；写于明初的《汉藏史集》中说，元朝是“蒙古人执掌了汉地大唐之朝政”[115]，宋末帝(蛮子合尊)并没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习佛法，成为萨思迦派的高僧，最后转世为一位汉僧叫朱元璋，夺取了蒙古皇位，还生了一个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儿子叫朱棣。用“轮回”与“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编排成“互为前生后世”，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传说，是当时的人们对大中华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识，是不同族群表达“命运共同体”情感的不同方式。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林

位于河南洛阳的北魏孝文帝长陵

西藏拉萨的民俗——泥塑“金猴献桃”

自己的故事

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恰恰蕴藏在这300年中。如果没耐心走进去看看、转转、站站，就难以找到自己的出处。

拿“三国演义”作例。这部书几百年来被人说烂了编烂了，无数版本无数遗迹。不爱史的年轻人以为，中国历史就这一部区区“三国”。实则“三国”也就60年，且是中国历史最落后的时段。中国人口在明朝晚期玉米土豆没引进来之前，一直是2000万到6000万间，可三国时人口竟降到1000万，书中那些动辄几十万大军之战全是演义。除了曹氏父子文治武功外，三国岂能与之后300年壮阔史诗相提并论。在那300年中，出现过好几次更大规模的“三国鼎立”。其中的政治局面之复杂，君臣将帅之智勇，兵员规模之宏大，历史影响之剧烈，更非“三国演义”能比拟。

一是东晋据江南，与匈奴刘氏汉赵、羯人石氏后赵三国鼎立；二是东晋与鲜卑慕容前燕、氐人前秦三国鼎立；三是东晋与羌人姚氏后秦、鲜卑慕容后燕三国鼎立；四是刘宋据江南，与匈奴赫连大夏、鲜卑拓跋北魏三国鼎立；五是齐梁据江南，与东魏、西魏三国鼎立；六是陈朝据江南，与高氏北齐、宇文氏北周三国鼎立。这里面改变历史的英雄故事数不胜数。有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刘琨与祖逖；有石勒与汉人军师张宾的“邺城对”；有前燕、前秦与东晋北伐争雄的几场大战；有王猛作为“苻坚之管仲”、慕容恪作为“前燕之霍光”、刘裕作为“司马德宗之曹操”[116]等几大英雄之大智大勇；有苻坚率百万大军渡江的气势(中国古代百万规模渡江唯此一例)及被杀前的从容；有崔浩如此功勋而被冤杀时几十个卫兵向他撒尿的惨景[117]。最具戏剧性的风云际会，是26岁的宇文泰扮做使臣，偷窥37岁正值巅峰的高欢那一幕。此时高欢霸业已成大半，宇文泰暗自思量，如高欢是真英雄就束手归降，如与我不分伯仲就再打到底。朝堂上，一边是宇文泰审视高欢半天后决意不降而飞速西返，一边是高欢看这使臣“小儿眼目异”而心有所感，发兵狂追不及。这一幕决定了历史[118]。高欢成北齐之祖，宇文泰成北周之祖，双方10年5场大战，涌现出一大批名将，如高敖曹、窦泰、王思政、韦孝宽等。跟着宇文泰的那批关陇将帅中，杨忠的儿子杨坚成了隋朝开国皇帝，李虎的孙子李渊成了唐朝开国皇帝，独孤信长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帝皇后与杨广之母，四女是李渊之母李世民之祖母。而高欢这边的大将在他生前皆已凋谢，死后剩下一个只服他而不服其子的跛子侯景，仅带残兵八千南下，竟将少年英武老年佞佛的梁武帝活活饿死，倾覆了梁朝。

除了“帝王将相”的故事，还有“文人墨客”的故事。南朝的《子夜歌》，北朝的《木兰辞》，鲍照的边塞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共同孕育出唐诗。江淹的恨别二赋被李白反复摹写，庾信的《哀江南赋》被杜甫终生吟诵。王国维把“六朝之骈语”视为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间的“一代文学”。[119]更不用说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集大成，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第一部诗学专著。

还有战火频仍中的佛教中国化故事。五胡入华大乱之际，西域胡僧佛图澄被石勒、石虎奉为国师，他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石效“王者”行“德化”[120]。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打破“沙门不敬王者”的教条[121]。苻坚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阳，道安到长安后向苻坚推荐从未谋面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苻坚为鸠摩罗什打下西域，但大军刚将他接到半路，前秦灭亡，16年后后秦将他迎到长安当国师时，推荐他的道安早已圆寂。鸠摩罗什不忘东行初心，译经数百卷，为大乘中观佛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相通奠定基础。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与此同时，建康的几大名僧亦很活跃。其中，法显从北朝长安越葱岭到印度取经，再经南洋海路回归南朝建康，历30国15年，一部佛国游记竟成南亚诸国史料的考据。不仅南北，自苻坚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来我往，达摩也因此将禅宗带到中国。佛教各大学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他们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从此确立了“政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与父母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希望中国年轻人多看看，希望文化人多看看，也希望西方人多看看。300年里的故事时而惊心动魄毛发俱张，时而凝神深思激越苍凉。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大家都听过哼过。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战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122]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

位于安徽淮南的淝水古战场遗址

小学生排演《木兰辞》

尾注

1. 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变尚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北匈奴与后来的匈人有直接关系。清朝末年历史学家洪均在《元史译文补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此说，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参见：〔日〕内田吟风等译注：《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章和二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上言：“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3. “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南方唐家世为吾敌，北方之敌，则为Baz可汗及九姓回鹘；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及Tatabi，皆吾敌也”“噫，吾突厥民众，彼恶人者将从而施其煽诱，曰：‘其远居者，彼等予以恶赠品，其居近者，予以佳物。’彼等如此诱惑之。愚人为此言所动，遂南迁与之接近，尔辈中在彼沦亡者，何可胜数。”参见：韩儒林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铅印本，1935年版。

5. 参见：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6. 参见：《晋书·四夷列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8页。

7.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钮。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族群首领的一种封号。

8. 参见：朱大渭《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 参见：〔美〕海伦·麦吉尔·休斯编：《种族和民族关系》(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波士顿，霍尔布鲁克出版公司，1970年，第117—119页。

10. 根据江统《徙戎论》的说法，关中地区胡汉人口比例是一比一，东北地区胡人人口比例更高。

11. “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12.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参见：《魏书·食货志》。

13.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14. “取乡人强谨者。”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15. 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6页。

16. 参见：《魏书·地形志》总序。

1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8. 参见：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19. 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尽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文字。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官方、记录与教会语言，而书面日耳曼语只是辅助工具。参见：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0. 公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引发了“罗马法复兴运动”。

21.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学说。参见：〔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

22. 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剩余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主要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

23. 西哥特人占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419年)，东哥特人(493年)占据了意大利。

24. 参见：彼得·希瑟著，向俊译，《罗马帝国的陨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32页。

25. 根据Tim O’Neill，阿拉里克时期的西哥特人可能包含2万名战士，总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洗劫罗马的盖萨里克手下的汪达尔臣民也是近似数量，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过10万，总和在75万至100万。

26. 蛮族建国初期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二元制的体制，即罗马残存体制与蛮族传统习惯的混合。其中，东哥特的罗马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西哥特。罗马化的消失有一个过程，西哥特的二元体制直到7世纪中期才消失。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03页。

27. 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刘健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28. “他经常到学院接受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停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以至于用一个粗俗的记号来代表签名，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参见：〔英〕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全译罗马帝国衰亡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9. 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5页。

30. 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31. 有学者对波爱修斯之死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波爱修斯之死并非由于东哥特统治者与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或者出于基督教正统与阿里乌斯异端之间的宗教矛盾。参见：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

32. 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6页。

33. 他因此性情大变。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却下令剥夺罗马居民的所有武器，只许留一把家用的小刀；一向光明磊落的他，此刻却授意告密者在揭发罗马元老时将波爱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宽容的他，准备禁止基督教的活动。

34. 拜占庭史家普洛柯比写道，“罗马民众完全不习惯于战争和围城的苦难。因此，当他们开始因不能沐浴和缺少粮食而感到苦恼，发现他们自己为了保卫城墙不得不放弃睡眠……他们开始感到不满和气愤，……于是他们自己集合成群，公开地咒骂贝利撒留。”参见：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6页。

35. 参见：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0页。

36. 参见：赫尔穆特·海米茨著，刘寅译，《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载于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37. “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对于他所能课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负担能力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限制了。甚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窃取。”参见：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5页。

38. “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参见：《晋书·王猛传》。

39. “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40. 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41. 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42. “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参见：《魏书·世祖纪下》。

43.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参见：《魏书·崔浩传》。

44. 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3页。

45. 参见：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论述》，《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6. 遇难决之事，则以水与火的实验裁决——让嫌犯手握烧红的烙铁，受伤则有罪，安然则无罪；把嫌犯扔进池塘中，浮起来则有罪，沉下去则无罪。

47. 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2页。

48. 如法兰克打败西哥特占领比利牛斯山区后，把土地全收为王室领地，赐给法兰克官员与哥特贵族作为庄园与自治领地。又如查理曼把被征服的萨克逊、伦巴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封给僧侣们，作为教会的领地。

49. 参见：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3页。

50. 参见：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0页。

51. 445年，罗马皇帝瓦伦廷三世授予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道敕令，将罗马教会提升至西方教会最高的地位，敕令宣布罗马主教制定的法律，全基督教会都应执行，罗马主教传召其他教区的主教，各地主教均应应招，不能抗拒，违者由所在地区总督以强制手段押送罗马。利奥一世自此号称教皇。

52. 参见：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7页。

53. 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1页。

54. 匈奴汉赵政权中，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职官可考者281人。中央职官175人，慕容氏45人，其他鲜卑人19人，其他少数族群18人，汉人56人，另有37人族属不确；军事职官110人，慕容氏30人，其他鲜卑人15人，其他族群15人，汉人20人，另有30人族属不确；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慕容氏22人(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8人，其他族群4人，汉人43人，另有16人族属不确。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枢之官32人，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据统计66个职官中，铁弗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屠各1人。参见：周伟洲著，《汉赵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页。

55. 参见：《佛祖统记》卷三十八。

56. 参见：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

57. 利乌特普朗回击说，在他们那里，“罗马人”这个词才是一种侮辱。作为罗慕路斯的后代，他们是弑兄者的后裔，是通奸的产物。他们在罗马聚集了无力偿还债的流氓、逃跑的奴隶、杀人犯和犯下死罪的人。参见：Reimitz, History, Frankish Identity, pp. 199—212.

58. “一个种族就是共享单一起源、并根据自身的类聚区分于另一种民族(natio)的一群人，例如‘希腊种族’或‘小亚细亚种族’……‘种族’这个词因此源于家族的代际，也就是从‘生育’(gignendo)得名，正如‘民族’一词来源于‘出生’ (nascendo) 。”参见：王晴佳、李隆国：《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

59. “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参见：《旧五代史·世宗纪二》。

60. 刘渊是“汉氏之甥”——因为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参见相关《晋书》“载记”、《北史》“本纪”。

61. 参见：村元佑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第96-99页。

62. 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详见《晋书》相关“载记”。

63.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参见：《孟子·离娄下》。

64. 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苻坚的榜样是超越“汉之二武”。古成诜鼓动姚苌起事以“汉、魏之兴也”为说辞(《晋书·姚苌载记》)。就连被权臣宇文护压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用刘邦“大风歌”明志：“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65. 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魏书·太祖纪》)；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首都“统万城”。

66. 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67. 例如，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阶析出正从上下30级；北朝书法既有“雄强浑穆”的魏碑，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

68. 北朝“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等。

69. 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70. 以唐风做载体，这些来自北亚和西域的艺术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东渡日本成为雅乐，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画法，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并传到高丽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旧金堂壁画今犹可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71. 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1页。

72. 参见：弗朗索瓦·基佐著，张清津译，《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73. 托克维尔指出，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而美国人最主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乡镇制度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参见：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6页、第332页。

74. 参见：钱穆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75. 汉代时，地方的行政层级虽只有郡县两级，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郡太守和县令均由中央派遣。县的辖区又被分成不同的乡、里，由“三老”统辖，但只负责教化，不负责社会管理，具体工作则由啬夫、有秩、游徼来完成。啬夫和有秩负责征税、组织劳役和司法，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维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76. 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77. 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78. 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79. 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参见：赵鼎新著，《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80. 参见：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81. 在直辖领地，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这是保持地方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沙黑纳既是地方长官，也是管理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负责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建立官制的情况，《辽史·西辽始末》有明确记载，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枢密使”等来看，西辽的官制是对辽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袭，是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

82. 参见：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83. 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西辽铜钱，形制如唐钱，印有“续兴元宝”的汉字。

84. 参见：张帆著，《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学》，2001年第1期，第50-75页。

85. 宣称复三代之治，在曲阜三跪九叩祭孔(康熙)，积极学习儒家经典，掌握解经权；重构夷夏之辨，强调有德者为天下君，以“礼仪”而非“种族”别内外；多次南巡(康熙和乾隆)、赴明孝陵以三跪九叩大礼祭奠明太祖(康熙)，安抚和笼络江南士人；在上层倡导孝道，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参见：杨念群著，《何处是“江南”》，三联书店，2010年版。

86. 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环首刀、兽首刀、铃首刀、铃首剑、銎纳斧、弓形车马器等等。参见：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87. 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88. 罗玮：《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9. 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

90. 参见：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2018,Vol.97，No.5.

91. 参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92. 如979年宋太宗伐北汉说：“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参见：《辽史·景宗纪下》。

93. 如程颐说“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诗词往往斥北方为“胡虏”“腥膻”等。参见：邱濬《大学衍义补》卷75。

94. “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0页。

95. 参见：彼得·希瑟著，马百亮译，《罗马的复辟》，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5页。

96. “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曰：“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按照顾颉刚的观点，古史的顺序恰恰反过来：盘古最晚出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创世始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黄帝、神农再次，尧舜更次，禹的辈分最小。例如，“禹”最早见于西周，“尧舜”出现于春秋，“黄帝”“神农”出现于战国，“三皇”出现于秦代，“盘古”出现于汉代。

97. 参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起<古史辨>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98. 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上述观点，但他也同样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参见：顾颉刚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2页。

99. “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参见：桑原隲藏著，《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 17 页。

100. 傅斯年在信中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1. “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傅斯年)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2. 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3. 参见：费孝通著，《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104. “中华民族早达到充分的nationhood(国族)，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人民则可起来，打倒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也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力量远在各个地方政府之上。”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105. 参见：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106. 参见：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07. 参见：费孝通著，《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108. 参见：费孝通著，《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109. “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到处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1页。

110. 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11. 孝文之前，“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

112. 参见：《元经》卷九。

113. 《梵问经》云：“尽其所有一切观择，皆是分别。无分别者，即是菩提。”(宗喀巴：菩提道次广论)，禅宗《信心铭》有“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114. 参见：马注，《清真指南·自序》，《清真大典》(第16卷)，第510页。

115. 《汉藏史集》之“蒙古王统”一节中有称：“阳土虎年，成吉思皇帝年三十三，依仗武力从木雅甲郭王之后做了唐之皇帝的一位名脱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王位，以蒙古人执持汉地唐之朝政达二十三年之久。”

116. 《魏书·崔浩传》：“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117. 《魏书·崔浩传》：“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118. 《周书·文帝纪》《北史·周本纪上》。

119.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自序》。

120. 《高僧传》卷九。

121. 《高僧传》卷五。

122. 《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文：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图：本文未署名图片由中国新闻社提供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3期

责编：牛志男 金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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