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精英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的开始之际。美国为了保障“自由世界”在竞争中不能输于“共产主义”，对苏联为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宣传充满警惕，以巩固自己在亲美国家中的影响，防范世界各国被共产主义思想“颠覆”。在这场争斗中，由于青年是世界的未来，而青年中的精英更是未来的未来，因此特别为双方营所重视。美国历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和民间团体，为此曾经做了长期的努力，以“外国学生领袖计划”为代表的系列青年领袖项目，萌芽于杜鲁门总统时期，启动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变化发展于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时期，成为美国大国公关及冷战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重要一招。

杜鲁门总统时期，已经开始了一些探索

美国的学生国际交流工作进行很早，早在美国建国之后就已经开始，并始终有延续。2020年7月，美国前一任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宣布中止美国与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的所有富布赖特交流项目（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此中所提及的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就出现在1946年8月的杜鲁门总统任期。与特朗普鸵鸟般的短视有很大不同，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展示了战后携胜利之威登顶世界霸主时美国争夺世界青年的远见。这个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出售战争剩余物资筹措款项，推动富布赖特学生交流项目。这一法案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化交流所独具的软渗透、潜在性、长周期特点，通过把握世界青年，来布局世界未来。

1950年4月，杜鲁门总统推动了对外宣传的“真理运动”。他鼓动人们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真理，邀请国外的学生精英们来到美国学习感受。当年年底，美国国务院还委托组建了一个“特洛伊计划”的项目小组，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22名专家，聚在一起探讨如何传播美国的“真理”到冷战“铁幕”的另一方之中去。1951年2月，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项目报告之中，就有这样的内容：组织青年学生的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真实影像传达出去的最好办法之一。

杜鲁门总统时期的氛围也影响着美国的学生组织。有一个影响广泛的美国大学生组织“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就出现于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的1947年。该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逐步发展为规模最大的学生组织，增强世界青年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友谊；同时更希望潜移默化中增进世界青年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和接纳，吸引世界青年加入到遏制共产主义渗透的阵营之中。这个组织很早就加入了美国政府主导的“学生交换项目”，走在前台助力美国公关宣传战。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正式推出“外国学生领袖计划”

曾作为二战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主导美国政府加大了国际交流的力度。195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一项特别资金，资助美国文化和竞技团体赴国外交流。同年8月又批准了5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资助对外戏剧、音乐艺术和国际贸易交流。1956年，《国际文化交流和参加贸易展览法案》获得通过；同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推动了一个“人民与人民交流项目”委员会。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紧随艾森豪威尔，他在一次对东南亚国家的考察后，特别提出在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中，知识青年通常有着与其人数极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因此如果关注青年群体，美国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给予青年领袖以较多关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领袖曾受邀访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访问印度时，在德里大学发表讲话，希望共同开展学生交换项目，增强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而努力。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闻风而动，于1956年初策划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Foreign Student Leadership Project），目的是对各国学生领袖施加影响，培养他们成为理想的“自由世界”代理人。

有记录表明，美国钢铁基金会、亚洲基金会、新世界基金会等组织，资助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指导和秘密资助。在这些组织的支持和美国驻外机构的帮助下，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向亚非拉目标国家的一些学生组织发送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申请书，并经驻外的美国信息服务部协同使领馆组织了筛查，将确定的名单寄给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由其最终确定。根据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统计，1956年有56名外国学生领袖最终加入计划，1957年至1960年分别是57名、150名、376名、500名，逐年在增加。当然，“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项目，还有其他低层次的项目同时存在，如在1956、1957 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组织交换生互动，有4万多外国学生和1万多美国学生，到对方国家的大学学习交流。

“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具体开展，安排周到、处心积虑

以外国学生领袖受邀前来的外国大学生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就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美国的学生志愿者相当悉心，安排好最初的行程和在附近居民家庭中的住宿，对经济困难的外国学生领袖还提供一定的资助。所有人还必须通过语言关，因为语言关是参加下一步转向研讨班的前提环节，毕竟语言不通，不便交流。转向研讨班一般为期两周，内容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这些外国学生领袖充分了解并接纳美国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在思想上举旗定向。

在这个班结业之后，这些外国学生领袖就可以申请参加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了。这个大会每次参会者近千人，探讨的议题多元，在1959—1960年间，议题曾包括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学生组织的内容。大会完毕之后，这些外国学生领袖继续根据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安排，前往美国一些大学进行约一年的学习和活动，以进一步强化思想转向，做好回国扎根发展的准备。

1963年8月22日—31日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举行的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一个剖面。参加大会的有750名美国各大学的学生代表，以及36名来自21个国家的外国学生领袖。大会的主题是“自由国家的责任”，会上印制了大量的反苏反共传单、小册子和张贴画，播放了反苏反共的宣传影视片。开幕式上，大会执行主席詹姆斯·爱德华兹讲话，指斥苏联等共产党国家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组织活动争夺全球青年学生，他号召与会代表必须依靠学生组织的自身能力，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遏制共产党在青年学生组织中的渗透。

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学生领袖也发了言。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雅克·巴兰德讲述了法国经验，他谈到在1949年时，法国大学学生组织几乎完全控制在共产党手中，正是由于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积极帮助，法国的学生组织除了巴黎两所大学之外，才得以几乎都成功摆脱了控制。黎巴嫩贝鲁特大学的马龙·库赞也发言说：反苏反共需要向学生和民众展示共产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性有哪些，黎巴嫩的学生正在做努力去证明，只要致力于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维护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共产党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会上，外国学生领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美国拿出更实惠的举措来。雅克·巴兰德希望美国拿出更多的钱来，因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向法国大学生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激励学生去苏联学习，因此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应当做的更好，提供更加优厚的奖学金帮助学生来美国学习。埃及开罗大学法律与经济学院的阿罕默德·埃尔·阿尔发言称，希望美国能够帮助埃及大学生解决生活困境和营养不良的问题，这样广大埃及学生肯定会积极地跟着美国走。对于这样高谈民主自由与理想的大会来说，一下子落到了金钱责任上，就有了些许尴尬，毕竟如埃及这样的要求，要涉及大量的直接金钱资助，并不好办。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时期，有了进一步深入和推进

艾奥瓦州立大学召开大会的1963年的11月，肯尼迪总统遇难。肯尼迪总统虽然早逝，但是他在总统任上还是做了大量外国学生领袖相关的工作。肯尼迪总统注重打造自己的“新边疆”政治形象，推崇文化外交，对于特别直接的硬宣传尽量规避，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名称也变换为“青年计划”（The Youth Program）这样中性的名字，求其实而不要“领袖”之名。肯尼迪总统的核心幕僚们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没有完成青年领袖项目的系统构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谈到，他在1962年初访问亚洲时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相比于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精英在一些国家的大学即学生群体中的出色活动，美国的影响力逊色很多。

1962年4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指导推动了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的全面规划。一个名为“部际青年委员会”的组织成立起来，委员由美国国务院各部门、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平队与美国白宫的高级官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由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担任。“部际青年委员会”成为美国重要的青年政策制定、执行与协调的机构，并受到肯尼迪总统的肯定，认为委员会的工作极其重要，青年领袖项目也要成为美国政府内高度优先性的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还出台了“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国际教育法案”，为青年领袖相关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的“青年领袖计划”也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展，如针对非洲这一计划项目，1964年新增了517个资助名额，为非洲具有领袖潜质的难民学生提供的教育交流资助人数也在三年时间内增长了近三倍。

“部际青年委员会”还在谋求制定“青年政策”相关文件，以规范指导各方。关于“青年政策”的目标，“部际青年委员会”认为:美国必须获得对发展中国家青年领袖的绝对影响力，美国应当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挫败并破坏共产主义的进攻。对于如何开展好青年领袖项目，文件认为可分三步：识别潜在领袖，接触和培养他们，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部际青年委员会”的一份重要报告成果“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起草于肯尼迪政府时期，完成及被批准则在约翰逊政府时期。

但是与肯尼迪政府时期不同，约翰逊政府时期面临着美国青年的越战反战浪潮，开展“青年领袖项目”就多了诸多顾忌。1966年8月，约翰逊政府希望1961年肯尼迪总统建立的帮助他国的组织“和平队”来与外交使团展开密切合作，在“青年领袖项目”中发挥更多作用。但是“和平队”负责人明确表示了畏难情绪，其中原因副总统汉弗莱看得出来，他感慨“和平队”中的美国青年有的已经对美国有了明显的政治不满情绪，依靠他们确实不可靠。其实并不止于此，美国青年的反战、反文化浪潮，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在美国上大学的外国青年。在他们心中有两种形象可以鼓舞人心，一个是革命者切·格瓦拉，另一个就是美国的嬉皮士反叛者。

不过，根据1967年美国政府的一个统计，“青年领袖项目”相关活动的开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果。如为非洲输送了领袖和潜在领袖，曾参加过美国组织的交流项目的非洲大学生中，已经出现了2位首相、2位总统、1位副总统、87位部长和5位国务卿。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1969年度的报告，也认为受到项目影响的国家中，已经有一批青年精英现在居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层，甚至有的已经走上关键岗位。

由于存在着长期深远的影响力，所以“青年领袖项目”相关及类似的工作仍旧在美国延续下来，以继续长期培养世界青年为美国所用。同时考虑到经验教训，美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于硬性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方法比较规避，开始转为更为低调、长期、不易被察觉的文化公关策略。在约翰逊政府之后的尼克松政府时期，“部际青年委员会”虽然被解散，但是实质上的相关项目，仍然改头换面强力存在于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工作中。

参考文献：

1.张杨.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世界历史，2012.08.

2.陈永贵.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1945—1961），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3.史澎海,彭凤玲.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心理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

4.史澎海.冷战初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宣传战——以“外国学生领袖计划”为中心的考察，北方论丛，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