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亚东 微博运营总监/青年新媒体智库副秘书长

这次疫情，其实并非突如其来，最起码从媒体报道、从信息的蛛丝马迹上来看，是逐步传播开来的。

我对疫情有感知的时候，是在微博上陆陆续续出现的一些新闻报道和大V们的一些微博及解读。出于关心，我还给武汉的朋友发了问候的私信，询问他们那边的情况如何，得到的回答是，啥子疫情呦，我们这边生活啥都没的影响，该吃吃，该喝喝，走亲访友逛街宵夜一个都没的影响。你们外地人不要瞎看那些媒体的报道，胡乱写的，别自己吓自己。

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是一月初。

对于告知民众、告知疫情的严重性这件事上，媒体的报道做的并不足够，其所做的内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起码没有引起湖北、武汉的朋友们足够的重视。那个时候的新闻报道的主要面向对象，还似乎是一线城市，例如我所在的北京。

随后的十几天，疫情的发展似乎越发不可收拾，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也在同步增多，总体的情况急转直下，全国上下似乎开始逐渐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氛围，直到钟南山先生前去武汉并建议封城。应该是在1月20日左右，微博上线了“抗击肺炎”专区，那个时候全国上下所有人，尤其是武汉的朋友们才感受到，事情似乎已经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直到1月23日武汉真的宣布“封城”，大家才真真正正感受到，媒体这么些天的报道原来不是“胡乱写”的，事情似乎已经不能更坏了，要知道，十几年前犹如噩梦一般的“非典”，也并没有封城。

谣言开始四起，恐慌的气氛在快速蔓延。

面对谣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摆事实”，面对恐慌最好的方式就是“讲道理”。

所幸的是，对比当年非典时期的以电视、广播为主的传播，我们这次有了互联网，有了移动互联网。

非典那个年代，我们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和广播。要知道面对那样一种全国性的具有超强传播性的疫情，电视和广播那种相对滞后的传播方式和信息数量的严重不足，促成了信息传播的严重不对称，当时的舆论环境简直就是谣言的沃土。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每天都会传来诸如河下游的李家的儿子的七大姑的邻居的二舅在北京打工偷偷回来了，隔壁县王村有个姓李的坐的公交车上有人确诊得病她肯定也被传染了，得了这个病三天肺就烂了根本治不好得了就得死云云，花样百出、层出不穷。那个时候全国有多少人得病，这个病的传染性致死率以及在全国的分布情况，甚至是在当地是否有病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无知就会成为谣言传播的工具，就成了恐惧的傀儡。

十几年后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也有了视频和直播。也正因为有了先进的工具和方式，我们在获得官方消息的同时，可以看到更多的媒体一手消息，看到更多疫情中民众的鲜活。疫情的进展我们可以在任何新闻网站或者新闻类app的头条上看到，全国新增人数、治愈人数、各省的疫情相关数字，每天都会实时更新。疫情期间，在微博上有超过3万个政府机构账号发布超过143万条的内容，阅读量达432亿；有3.6万个媒体账号发布超过87万条内容，阅读量达1327亿，其中更是有超过8000场直播，观看量超过24亿次。消息被不断的发布，报道被不断的发布，比起非典时期那个消息贫瘠的年代，有足够多的具有公信力的账号发布足够多的内容来给我们“摆事实”。纵然期间有一小部分账号有心或者无心的造谣、传谣散播恐慌，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被大家你来我往的辩驳、讨论、论证、各种相互的“讲道理”中被净化了，要知道关于疫情，微博上有5120万的用户，发布了3.5亿条相关内容，还有什么是讨论不到的呢？整个舆论场在政府机构、媒体、民众的三方参与下自我净化了。

恐慌源于无知，当知晓了，恐慌也就随之消散了。印象最深刻就是在疫情初期，关于疫情的传播方式，空气传播、飞沫传播、粪口传播的讨论此起彼伏，期间恨不得有说法是瞪你一眼就得病，最后的结论是尽量别出门，出门戴上口罩基本就可免于被传播。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愉快接受了，国民教育就这么愉快地完成了，你出门要是看见不戴口罩的，你都不待见他。

这次疫情的传播，个人认为，是由政府、媒体、用户三方一起来完成的。这种结构，对于疫情期间信息的公开，舆论的监督，民众的民生需求，起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作用，达到了一个相对正向的结果。

在疫情的前期，政府的信息公开在整个事情中对于稳定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媒体的传播和解读、民众的参与与互动响应，甚至一度对推动政府的信息公开的和问责制的落实有反向刺激作用，例如一问三不知黄冈某主管的“下课”。疫情的中后期，处于居家隔离的阶段，媒体、民众通过互联网来表达对于民生的反映，政府推动解决亦是一个新的形态。隔离之后大家反馈粮油米面菜的问题，最后就是政府要求各小区街道居委户物业采购，也给各家生鲜电商提供一定便利性让其送货上门，来解决大家吃喝问题。

这种“三角关系”有个更加直接的例子，也更具有参考性。在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陆续上线之后，武汉要求所有的重症都必须得到收治救治。但我们都知道，政府的本意肯定没有问题，但在疫情期间全城封锁的情况下肯定会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于是那个时候，微博上有一段武汉女子为妈妈在阳台上敲锣求治病的视频上了热搜。一个重症病患一直得不到收治，女子求救心切就在阳台上敲锣哭喊求政府收治，邻居拍摄了视频发到了微博上，微博上用户、媒体参与了传播，最后政府看到了视频，找到当事人对其完成了收治。这是一个典型的民众参与、媒体传播、政府解决的案例，这种案例在本次的疫情期间被多次上演。这种传播结构也是以前电视、广播时代的单向传播所完全不可比拟的。有了被传播对象对于传播的反馈，得以让传播者可以优化传播的内容，这对于减少传播定律中的信息衰减甚至是消除这种衰减，都是有可能的。

截至今日，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全国也都在复工复产。此时的媒体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直播带货。以前我们对于媒体的理解，也都是对于事件、新闻的报道抑或是调查文章，纵然有广告也是创收需求。结果最近央视居然带头玩起了李佳琦、薇娅们的直播带货，为湖北、武汉的重启添砖加瓦。湖北的特产，诸如小龙虾、热干面们都是直播卖货的好物，全国人民也是下单踊跃，对湖北雄起做出了简单而直接的贡献。这种带货，不要将其看成是电视购物的升级版，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参与对象完全不同，经济模式完全不同。

内容的生产对象在发生变化，内容的生产发生方式在发生变化，内容的传播介质在发生变化，内容的传播渠道在发生变化，内容的消费对象在发生变化，甚至内容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次疫情从开始到今天，媒体的责任在各个阶段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告知民众、扩散传播、舆论监督、甚至是没见过的直播带货……责任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媒体本身，媒体这个我们传统认知中的词汇，是否需要重新去认识？大V、10万+、主播、vloger、up主……究竟什么才是媒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