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CIPRA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自2004年始，牛津词典每年年末都会发布一个最具年度特色的词语，称之“牛津年度词（The Oxford Word of the Year）”。这些年度词多与社会的变化与流行现象息息相关，反映了这一年来民众的呼声、情绪以及最关切的事件，且有持久的文化影响力。

2016年牛津年度词“后真相”（post-truth）因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脱欧的背景，一度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传播学界）热议，它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实际上，联系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回溯近两年的牛津年度词，也许更有可探讨的价值。2018年的年度词为“有毒的”（Toxic），它既指人类面对的“有毒物质”、“有毒空气”、“有毒环境”，也可延申至“有毒的文化”、“有毒的关系”等等。刚刚过去的2019年的年度词为“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意指气候环境问题成了人类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新冠肺炎病毒的出现构成了我们从未遇及的有毒生态环境，“在接下来的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会与以往截然不同”（英国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破坏恶果，新生的变异病毒，最终还是与人为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全球现象，病毒无关国籍，疫情没有国界，寰宇同此凉热，命运就此共同。日前看到网上流传因疫情意大利“封国”，人们回家隔离，游客锐减，威尼斯运河变清了，空气变好了，小鱼天鹅海豚也出现了，不知对此疫情的“反作用”你我作何感想。

针对这次疫情，不少人把它称之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一次“急刹车”，按下的“暂停键”，人们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发呆、去回望、去反思。确实，这些年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了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但这并未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有14多亿的人口，各地发展还很不均衡，观察中国的事情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解决如此规模体量的问题往往构成了“世界级难题”。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一代人经历了西方两三百年的三次工业革命，但社会的发展未必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毕竟人未变，我们的很多习惯，甚至思维都还残留着农业社会的痕迹，真正的更新换代还有待几代人的努力。而当社会发展和人的观念与一路狂奔的经济高增长不适应、不协调，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互相拉扯、割裂、冲撞、掣肘，矛盾、问题自然产生，这次疫情中所出现的某些现象就是佐证。

去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继大家熟知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的又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1979年底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中国版现代化的构想，实际上现在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现代化，始于18世纪中叶以工业化为动力，欧美等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当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由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化，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现代工业的全球化已使人类进入世界性的风险社会，风险语义正在取代经济语义，安全、稳定超越增长、平等，成为社会价值排序的优先。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时不有，风险问题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很有意思，贝克的研究内容之一是“生态问题”。他指出，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社会，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今年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换句话说也是中国版现代化实现之时，但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有人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后来者，其后发优势必然包含对先行者之路的借鉴。西方一些学者在对工业化为起点的现代化（现代性）批判重思的基础上，以“二次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和“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概念和理论凸显了全球化加速的“世界风险社会”。批判是检讨过去，重思是想象未来。包括贝克在内的西方学者当初的重思原本是对未来的思考，现在却已成事实。现代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走向现代化更具挑战性。当今社会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全球疫情蔓延期间中国确诊病例的零增长也不等于零风险，人类最大的风险就是缺乏风险意识。风险面向未来，它基于未知的不确定性，令人们产生恐惧、担忧、焦虑、不安之感，属人们的认知，可一旦“变现”、“坐实”，它即成了危机，而现实的危机又往往会放大风险。也可这样说，风险总是与危机捆绑交织在一起，危机爆发才是人类真正认识风险时。此次欧美一些国家对疫情风险滞后的认识，对危机应对的措手不及，更何况之前已有中国的先例，结果还是乱象重生，便是最好的例证。正如有学者所说，“风险永远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经验不是万能的”。人类防范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已与人类创造财富、创新发展的能力同等重要。

对中国来说，2003年的“非典”让我们发现企业危机管理之外还有公共危机管理，此后2006年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标志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开始启动。按学理逻辑推理，此后接着公共风险管理就应随之浮出水面。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面对全球大变局多次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将其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已从经济、金融扩展至社会政治、科技等诸多领域。但由于公共风险涉及的社会性广、风险源杂，公开性大、关联度高，变异性多、扩散力强，小风险易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可转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会扩展成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公共政策需要兼顾协调平衡多元化的公众利益，其管理难度大大增加。

无独有偶，当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之时，恰已由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的信息社会。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现实社会之外一个全新的网络虚拟社会。风险社会因网络信息（尤其在风险背景危机情景中）的海量加速传播，使风险得以迅速扩散和放大。今天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大众传播与群体传播、意见领袖与网红社群并存，有图有“真相”，后真相的情绪化，再加上视频直播影响力、冲击力以及无厘头搏出位的“网红”走俏，亦虚亦实，真假难辨的镜像世界已使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疫情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传播，热点频现，浪潮迭起，多元纷呈，上下左右、国际国内不同意见碰撞、交锋、博弈比比皆是，由此产生的话语差异、竞争和对话，其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事件产生的作用甚至导向，恐怕是复杂多维的，非简单一维的。网络所开启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社会行动空间，其对现实社会的“再造”，无疑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挑战，当然也有机会。

传播沟通（公共关系）已成为风险社会危机管理、风险管理的一大主要内容，但必须明确，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无法取代全面的危机管理、风险管理。没有风险防范、危机应对中实实在在的真招、硬招（预警、隔离、封城、方舱、应收尽收等），“脱实向虚”的传播沟通，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究是靠不住的，而且还会走向反面。虽然人们现在常常把风险与危机混用，但实际上现实的危机亟待处置，未来的风险则往往与人类同存共舞，这就需要我们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提高我们抗风险或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现在人们谈到风险，往往会提到“黑天鹅”现象，但大家有无注意到《黑天鹅》（The Black Swan，2007年）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反脆弱》（Antifragile，2012年），有人把它视为《黑天鹅》的续集或升级版。实际上，现代化因其系统性、关联性、复杂性、放大性、加速性等特定属性，将持续伴随着脆弱性。“反脆弱”讲了在一个“黑天鹅”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积极地面对风险，并从不确定性中获益，“风会熄灭蜡烛，却也能使火越烧越旺”。但愿经历了这次疫情，我们能强信心、聚共识、增信任、多合作，而不至于因多元的差异造成疏离、隔阂、分裂、脱钩，甚至对立、冲突，进而走向虚无的终结。

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