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中国话语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09-08      0      作者:郭惠民      来源:《国际公关》杂志       分享:

    文>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原副校长、教授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墨西哥著名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拍过一部大片,片名《通天塔》(Babel),该片2006年11月10日在美国上映,2007年3月1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曾获2007年奥斯卡奖多项提名。影片讲述在11天内,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四个家庭源于沟通不畅而发生的悲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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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天塔又名巴别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创世之初,普天之下的人类同操一种语言,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以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上帝知晓后,颇感恼怒,便将人类拆散到世界各地,分化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人们无法交流,最后筑塔的梦想成为泡影。


    所以,一部人类发展史(进步史)实际就是一部人类交流史(对话、倾听、翻译、沟通、理解、互鉴......)。


    工业革命(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令人类进入巴比塔之地球村,互联网的社交时代,又将人类重新部落化,由此而起的“后真相”情绪、偏见、执念,导致隔阂、分裂、沟壑、冲突随处可见,甚或加剧。多元(multi)的文化,需要彼此之间(inter)平等对话、互鉴互学,通过交流增进理解,管控分歧,以实现(各自、自我)超越(trans)。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是其必有之命题,由此国人开始热议中国话语(话语权),但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真正产生影响力的话语应该是能够沟通交流、适合译介对话的。为此,我们应该寻求和创造融通中西的话语。若话语都无法沟通,又如何交流呢?那不就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吗?


    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概可称为国际交流中翻译比较成功且契合中西语境的中国话语。按2019年4月中国官方出版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英文版的翻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显然这非完全直译,“命运”选择了“共享未来”的意译,体现了顺应全球化时代之势,高举全球化大旗的中国主张。虽然有学者指出,今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宣告全球化天花板的到来,但全球蔓延的疫情又何尝不是地球村全球化的生动写照。此处“命运”翻译未用常见的destiny一词,也有其深意,英文destiny源自拉丁语词汇destinare,意“to determine”,有类似“宿命论”之意,即天命、天数,人类的一切系由超自然力量所控,注定无法改变。英语中有“勇往直前,你躲不过命运”(Go straight ahead, you can’t dodge destiny)之说,莎士比亚也有“让一切依照命运的安排走向结局”(Let determined things to destiny)之言。此消极被动的含义,显然与我们所倡导“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的共创未来的积极主动理念相悖。故英文以“a shared future”取代“destiny”,更符合此中国话语的原意,又不至于陷入西方语境里的习惯思维,简洁明了,易为世人所接受。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即“共同体”。“共同体”英文为community。


    community一般可译为社区、社群、共同体,该词自14世纪以来就存在,意指具有关系与情感所组成的共同体。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当年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1887。其最早的中译本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是国际关系学院德语教授林荣远,他曾给我上过德语二外的课)首次阐释了“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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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尼斯这部名著诸多的英译本,Gemeinschaft基本都被译为Community。以滕尼斯的两元分析法,按人群关系的组织及其形态,“社区”与“社会”、“礼俗“与”法理“、“形成”与“造成”,是其基本的框架和区别。滕尼斯认为,前者“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后者社会“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我之所以不急着把前者称为“共同体”,因为作者当时“选择的名称是用德语习惯用语的同义词来阐述的”,也可以说“共同体”是该词的本质、是意译。如果再考察一下滕尼斯的成长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也许更能说明些问题。


    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生活的年代恰好是德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始于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后期,晚于英法。滕尼斯成长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据《滕尼斯传》所述,“他是在风景如画、一望无际、仅仅受到地平线的限制的艾德施泰德的一个湿地的农家大院的菩提树下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农村地区快乐的孩子, 备受宽宏大量的父母的呵护。”(〔德〕乌韦·卡斯滕斯 《滕尼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他经历了传统熟人社区生活和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现代陌生人社会生活。


    正是对于美好童年乡村田园生活的无限眷恋,以及对于异化的社会都市生活的生存无奈,滕尼斯以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开始研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传统社区,并发现了其中的“共同体”本质,形成了“共同体”理论。所以“共同体”首先是生活(地缘)共同体,即社区。为此,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其追溯到了古希腊的城邦制。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西方人对其有着无法释怀的感念、崇敬,“言必称希腊”,不懂古希腊文明,在欧美就等于数典忘祖。恩格斯也说过:“没有古希腊文化及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146年)的开始,以城邦的兴起为标志。当时的希腊大大小小约有数百个城邦,城邦系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由原始公社演化而来。亚里士多德通过比较和分析古希腊各城邦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形成了他伟大的著作《政治学》,其开篇就提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这段话英文译文为Every state is a community of some kind, and every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with a view to some good; for mankind always 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at which they think good. 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译)


    人类群居生活(地缘)社区,仅是城邦的起点,唯有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在亲属(血缘)、邻里(地缘)和友爱、宗教(精神)等方面形成共同的关系,各部分加起来整合有机地浑然于一体,真正意义上的城邦才出现。亚里斯多德视城邦为“终极完美的合作平台”,是人类福祉的顶点,它可使我们生活得幸福高贵。


    看似原始、基本,但社区作为共同体的起源,滕尼斯用它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人群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并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的“精神家园”里,价值层面的共同体才是一种理想, 它包含了认同感、归属感、舒适感、友爱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精神和生活的意义。通过亲情血缘关系,发展成地缘社区,进而培育精神共同体,最终形成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这不仅是滕尼斯的梦想, 大概也是人类的梦想。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大同”理念,以及“和而不同”、“合异求同”互融、互通理解世界的中国哲学原理,与西方悠久传统中的“共同体”思想彼此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以及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视角,积极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主动参与解决世界性问题,展现了当代中国融入世界、担负世界、发展世界的气度和智慧以及人类对美好生活未来追求的最高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融通中西文化和语境的中国话语,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自2017年起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滕尼斯在论述共同体时,经常提到“默认一致”(consensus)的理念,即“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他认为这是共同体的基本特质,甚至把它上升为“法”。“一切根据一种共同体关系的意义、在其中和对于它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法;也就是说,法会作为若干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真正的和基本的意志而受到尊重。”他强调,默认一致是建立在相互之间密切的认识之上,构成了共同生活的秩序。套用现在的话语,“默认一致”即达成共识。可见“共识”是“共同体”的基石。问题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人类正由“后真相”走向“后共识”,原本客观真相、理性共识是人类交往共存的基础,但信息技术革命造就的互联网正瓦解传统机制,社交媒体带致的风雨不同舟现象比比皆是。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他还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讲好中国故事”是事实陈述,那么“构建中国话语”、“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则更多的是事实认知(认识)。在国际传播中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提升其传播效能,真正做到“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多元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坚持对话、交流、互鉴的原则。唯有相互间的对话,才有可能彼此交流、超越隔阂。互联网传播是一种多维的传播,人际传播、社群传播、大众传播彼此交叉,后真相情绪化非理性,共识的产生变得越来越难。为避免意义因偏见撕裂走向虚幻、消解、无解,养成对话理性,以对话调适建构存在,重构现代共识机制,是这个时代国际传播的大问题、真问题。


    在当今的传播交流生态里,通过对话互鉴,寻求差异的有效管理和风险的积极防控,凝聚最大共识,创建积极信任,互惠协商,构建合作双赢的良好国际关系生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人类才能协力同行共创美好未来。

     

    中国公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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