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然间，从事公关实务已7年有余，尽管萌生了向公关告别的想法，但是，每每遇到朋友圈里流露出的种种对公关的不屑，还是不由得站到了这些“不屑者”的对立面。为公关辩护?也许吧，这篇专栏文章权当是笔者为自己过往职业生涯的一次“自慰小结”。

　　公关或许应当成为令人尊重的“智业”，极少数聪明的人才能担当此任，现代公关的一些经典案例都在说明这一点。但是，被说服、被感动的只是公关从业者自己。在中国，公关不仅距离“智业”遥远，更悲催的是，公关就像一件风雨衣，现实中诸多不堪的、丑陋的事件，常常被这件风雨衣人为地披裹着。公关，在我们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种缺乏价值底线的“无道之术”。

　　公关的价值根基在哪里?如果经不住一些“终极式追问”，公关依然是没有灵魂的职业。几年前，笔者在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中隐约找到了“公关的支点”。记忆中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对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之争，到了笛卡尔那里，变成了一句“我思故我在”。因为，人的理性思考是不能被质疑的，在逻辑上人不能“明知故犯”。但是，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或者个体理性之间可能是冲突的，比如纳什的“囚徒困境”。赵汀阳的观点是，在个体存在之先应当有一个“共在”，这个“共在”的关系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需要认同这个“共在”，尊重这个共有的关系环境。进而言之，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共在”的关系中才能显现，生意和生活就像游戏，没有别人的参与，游戏不成为游戏，你也不是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你是谁?需要环境和关系来说明。

　　行文至此，公共关系的支点似乎与人类的宿命捆绑在一起，公共关系就是人作为社会化生物所必须学会的“共在”的智慧，从共在、共生、共享价值区间找到职业方向和立场。如何形成理想化的“共在”，需要信息互通、利益互惠、价值共享，这才是公关之道。

　　不久前，笔者还翻阅了一本畅销书——美国学术明星马丁·诺瓦克的著作《超级合作者》。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框架中，选择和突变是人不断进化最重要的两种类型，诺瓦克认为还有第三种方式：合作。他声称，人本来就是“超级合作者”，人与人之间应当合作、只能合作、必然合作，合作才有未来。人的“天命”中为什么必须合作，诺瓦克分析了五大原则。第一，直接互惠。我给你挠背，你也给我挠挠背，人的远亲近亲都如此。第二，间接互惠。我给你挠背，就会有其他人给我挠背，因为名声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对未来的利益很重要。第三，上帝的游戏——人不是绝对的无关联的个体，人与人是生存在结构空间里的，用数学就可以得出一定空间里生命之间合作的必然性概率。第四，群体博弈中更有生存优势的。第五，血缘选择，血缘相近的更容易合作，且必须合作，所谓血浓于水。

　　如果将赵汀阳的“共在”与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理论组装在一起，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公关价值的双重“背靠”——从和谐共在到善意合作，这就是公关的使命。这种使命既来自理性的拷问，又源于自然本性的延伸，公关不应是苟且之道或“巧言令色”之术，而是双向的均衡，是个体与群体、组织与公众、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和与共赢，是多元化的社会中舒缓纷争、化解对抗、缔结善意、促进协作的智慧方略。

　　公关需要走向澄明之境，前提是，公关需要在人之为人的澄明之境照亮自身的价值支点。